明年起避孕药品和用具征收增值税 30年免税终结背后的生育博弈

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将结束一项长达32年的特殊政策优惠：避孕药品和用具将正式告别增值税“免征时代”。这一微妙的调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关于人口政策、社会民生与商业逻辑的讨论。

一、政策风向的转变：从“控制”到“鼓励”的税收调整

时光回溯至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避孕药具被纳入增值税免税清单，这一政策作为计划生育国策的配套措施。当时，降低避孕成本被视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24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率上升，人口自然增长首次转负。在此背景下，政策天平开始倾斜。2024年12月，《增值税法》正式删除“避孕药具免税”条款，取而代之的是对婚姻介绍服务的免税新增。这一转变清晰地反映出国家人口战略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变。

二、产业链震荡：税负增加的影响与冲击

对于企业而言，税率从0%跃升至13%，给避孕套等避孕用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年销售额5亿元的避孕套企业为例，其年增值税负担可能增加6500万元。中小企业面临着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挑战，行业洗牌的速度或将加快。在消费端，避孕用品的隐形成本增加，对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校学生来说，可能会加重负担。税收调整还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票或普票，这可能会影响到企业采购流程的成本和效率。

三、争议焦点：税收杠杆在鼓励生育中的作用与争议

支持者认为，税收调整是人口政策转型的必要配套措施。过去免税政策虽然降低了避孕成本，但未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如今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引导资源向生育支持倾斜，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反对者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一政策调整公平性存疑，对低收入群体的加税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单纯提高避孕成本并不能改变“少生”的趋势，因为生育决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四、破局之道：构建多元化的民生支持体系

为了让政策真正释放“鼓励生育”的红利，我们需要构建三大支撑体系：价格缓冲机制、性教育升级以及生育全周期支持。对于特殊群体，如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可以提供避孕补贴券，或在公立医院渠道保留平价供应。将避孕知识纳入中学必修课，减少非意愿妊娠导致的重复流产，从源头上降低避孕需求。政策重心应转向托育补贴、弹性工作制、住房优惠等“生育友好”措施，而不仅仅是单一环节的加税。

这一政策调整本质上是人口危机倒逼的制度调试。它不仅揭示了传统管控思维与市场化现实的冲突，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平衡智慧。当税收杠杆影响到亿万人的生育选择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算清经济账，更要守住对个体尊严和公共福祉的底线。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我们不应让“爱的代价”变得如此沉重。这场政策实验的结果将如何，仍需时间来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