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肝癌治疗的图景

如今，肝移植已成为众人皆知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未来肝移植是否会取代手术切除成为肝癌的常规治疗方法呢？尽管肝移植有其重要地位，但答案恐怕并非如此。专家普遍认为，肝移植更适合于小肝癌的治疗。相较于切除手术，对于那些因肝癌位置或肝功能不佳而难以彻底切除或无法切除的病例，肝移植的复发几率较低。对于较大的肝癌，肝移植并不适用，因为此时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到其他部位。肝移植后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来防止排斥反应，这反而会使肝癌更容易复发。

我们不禁思考，未来是否会有更出色的治疗肝癌的药物问世？当前，虽然各种治疗肝癌的“药物”层出不穷，但真正经过科学验证的却寥寥无几。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以证据为基础”。对于无法切除的肝癌，有研究显示，只有经导管化疗栓塞、三苯氧胺和干扰素等少数疗法具有一定的疗效。而对于全身化疗，尽管过去的结果令人失望，但随着新的研究手段的出现，我们发现将全身化疗与干扰素联合应用，少数无法切除的大肝癌可以缩小至可切除的范围，且手术后标本中几乎无癌细胞残留。干扰素能使癌细胞对顺铂等化疗药物更为敏感，并抑制肝癌的血管生成。新的氟尿嘧啶前体药物如氟铁龙和xeloda等也值得关注。这类药物在恶性程度高的肝癌细胞中转化酶的含量较高，可被转化为具有抗癌作用的氟尿嘧啶。

在与癌症的斗争中，新的治疗思路不断涌现。例如，全反式维甲酸能够通过“诱导分化治疗”使癌细胞回归正常。同样，针对某些类型的白血病，也被证实具有“诱导癌细胞凋亡”的效果。这一新思路在肝癌治疗领域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基因治疗前景广阔，但由于肝癌是多因素、多阶段形成的，且癌细胞遗传特性动态变化，因此综合治疗将是长期趋势。通过缩小疗法、化疗栓塞合并瘤内无水乙醇注射等多种治疗模式的综合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生物治疗方面也主张多种生物治疗剂的联合应用。综合治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找到特效疗法前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临床医生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肝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其转移和复发。如果癌症不转移，它就变成了良性肿瘤。肝癌预后差的主要原因包括难以早期发现、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及手术切除后高复发率。根治性切除后5年内复发率高达60%。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肝癌的侵袭性、预测复发转移的方法、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及预防复发转移的策略。随着医学影像学和基因诊断技术的进步，我们不仅能确定是否为肝癌，还能评估其恶性程度。这为未来的治疗提供了更精确的方向。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对肝癌的理解和治疗手段也在日益深化。肝癌的生长与演化并非毫无规律可循，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生物标记物和遗传因素进行预测和评估。

通过检查病人血液中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肝癌的生长状况。这一重要因子在促进血管生成、为肿瘤提供血液供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这一物质含量较高，那么肝癌病人的预后可能不太理想。通过对手术切除的标本进行显微分析，我们可以更精细地预测病人的恢复情况。例如，“微血管密度”高的肝癌病人，其生存期限可能会较短。

对于肝癌复发的治疗，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根治性切除后，通过AFP监测可以及时发现亚临床期复发，并及时进行再切除，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最理想的策略仍然是预防。尽管现有的预防措施能够减少或推迟复发，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和临床，以找到更有效的预防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遗传特性，也就是基因方面的差异。全球科学家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但仍未找到与肝癌特别相关的因素。在癌细胞的遗传特性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线索。例如，第8对染色体的短臂缺失可能与肝癌的转移有关，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癌细胞的转移过程如同三国中的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极其复杂。如果能阻断这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尤其是血管生成的环节，就可能有效地阻止癌细胞的转移。科学家们已经在各个环节找到了许多线索，并设计了一系列对策。为了验证这些对策的有效性，我们建立了高转移潜能的肝癌细胞系和动物模型。这些模型的成功建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验工具，使我们能够在体内测试各种“干预”措施的效果。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着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后基因组计划的迅速进展，能够最终攻克肝癌。由于肝癌的发病具有多因素、多阶段的特点，进展将是渐进的。经济因素也将成为制约其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肝癌的筛查、诊断、治疗等方面都将有新的进展。外科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将依然重要，局部治疗、生物治疗、综合治疗等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预防复发转移的研究方面，这将成为一个长期且重要的研究方向。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对肝癌的认识和治疗手段将不断更新和完善。虽然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相信，通过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最终攻克肝癌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王海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