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路：一名癌症病人的希望与坚持
每个自由的呼吸时刻，都是生活的恩赐与馈赠。我，曾是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懋植主任的病人，住在6病室31床。每天，我都有幸见到张主任的学子们前来请教，而我也在无意之间成为了他们的“蹭课生”。尽管环境嘈杂，我仍努力吸收那些关于头皮的切割、骨头的打磨和手术的细节。对我来说，那些知识仿佛是我生命的庇护所，让我感受到了生的希望。
后来，我因种种原因被调到4病室16床。尽管无法再听张主任的讲座，但我依然珍视每一个瞬间。在病房里，我见证了人性的温暖与关怀。每当探视时间，家属们涌进病房，人声鼎沸，仿佛为我带来了生的气息。儿子给我带来了一本关于美国媒体人的对话录，他鼓励我：“老爸，你一直欣赏的西方思想，此刻正是你坚韧不拔、重新出发的时候。”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物质或名利，而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爱。
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我回忆起母亲的离世和过去的悲痛经历。那时我曾对死亡无所畏惧，期待在天国与逝去的亲人重逢。但现在我明白生命的可贵之处，对于那些轻视生命的人深感惋惜。我的妻子告诉我：“命运不相信眼泪，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这让我更加坚定信念，每一个呼吸的日子都是生活的馈赠。
原本与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合作的德国进口光动力示踪和治疗设备，现在成为了天坛医院面临的一个挑战。原本借给广州珠江医院试用的示踪插件，现在珠江医院决定购买，但由于医院的规定，精密仪器不能外借。这使得我们的手术陷入了困境，因为设备无法凑齐。医疗器械公司的示踪插件成为了手术的关键，然而再次从德国进口又来不及，等待时间已经过长。
面对这种情况，我内心的喜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一只漏了气的轮胎，瞬间抛锚。没有光动力示踪插件，我们只能进行神经外科显微导航手术加上光动力治疗。这种组合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导航手术存在误差和漂移，而光动力治疗的杀伤和范围也有限。这使我深感担忧，如果没有精确的示踪辅助手术，万一瘤腔角落有残留组织，就可能留下复发的祸根。肿瘤的复发规律是恶性程度越来越高，这让我无法承受。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夜不能寐，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腹泻。第二天，我向唐铠医生表达了我的担忧，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手术。我请求他代我向医院解释我的情况，并请求给我更多的时间来争取更好的解决方案。对于医院来说，手术时间的早晚可能对学术创新的影响不大，但对于我这样的病人来说，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我的名字第二次被写在医生办公室的白色书写板上，但第一次安排的上周四手术因设备问题而取消。唐铠医生表示理解我的担忧，他说这种情况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与曹勇医生负责联系广州方面的事宜，我对他感谢他为我的手术付出的努力，并理解他的道歉是对我负责任的表现。但手术是否使用了示踪仪器？其实我自己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手术时我是全麻的。
北京与广州相距甚远，两座城市间的沟通渠道有限，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即使忙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取得与广州的联系结果。就在这种困境中，曹勇医生展现出了科学求实的精神，他告诉我他们不会愚弄患者，会原原本本把所有事实交代给病人。这让我深感敬佩。
在此刻，我想说说神外四病房的老尹。他对我特别关照，他说如果我将来出院在街上遇到他，不要假装不认识他，因为他在我遭遇困难时曾为我服务过。这让我深感温暖和感激。面对困境，我们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种困难时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支持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