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0年就有“癌”：中国古代皇帝却少患癌症

古代的人们对于“癌”这个概念几乎一无所知。在史书中，我们从未见到某位帝皇因癌症而离世，或者有任何关于“癌”这个词汇的记载。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古代的诊断手段有限，许多疾病，尤其是早期的疾病，很难被诊断出来。

或许在某些历史记载中，会有皇帝病重前的症状描述，但这些症状可能非常模糊，仅凭这些症状是无法确诊为癌症的。实际上，直到12世纪，也就是宋朝时期，《卫济宝书》中才首次出现了“癌”这个名词。在此之前，组织病理学、细胞学等现代医学基础学科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癌症等恶性肿瘤的诊断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谈及古代对于“肿瘤”的描述时，我们会发现名目繁多，如痈、肿疡、瘿瘤、恶疮、瘤、岩等。古代人并没有将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因此要从古代文献中肿瘤的含义并不容易。

癌症是一种致命的恶性肿瘤，这是近代医学的术语。古代人可能只是通过一些症状来推测疾病的性质，如癌症病征可能导致误诊误医。例如，颈疬这一病症，在现代医学中可能是鼻咽癌的癌细胞扩散到颈部的临床表现，但在古代，人们可能只是将其视为一般的感染或风邪。

有时候，癌症的原发病灶症状并不明显，或者被人们误解和忽略。只有当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出现明显的症状时，才会引起病人和医者的注意。比如，当癌症转移到脑部时，病人可能会出现行动不便、头痛等症状，这时才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如吸烟、暴露在辐射和化学污染中，以及长期接触可能的致癌物质，确实增加了患癌的风险。与古代相比，我们现在能够更早地发现肿瘤病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精密仪器的应用。

古代人对于“癌”的认识有限。尽管他们可能通过一些症状和体征来推测疾病的存在，但真正的诊断仍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或故事时，需要谨慎地理解其中关于疾病的描述和诊断。也应该意识到现代生活方式和科技进步对疾病诊断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关注和预防健康问题。再谈内脏癌肿

在深入内脏癌肿的旅程中，我们了解到这类疾病的一些显著特征。胰、肝、结肠、卵巢等部位的癌肿，随着病情的恶化，会在腹部形成腹水，导致腹部膨胀，从而使得病症逐渐显现。现代医学以直接的诊断手段，如造影、内窥镜、活组织细胞检验及细胞组织学诊断等方式，来确认是否为癌症。一旦确诊，便会进一步观察癌细胞的类型，为临床分期提供依据，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些诊断过程均不依赖间接方法。

历史上，明朝的英宗皇帝朱祁镇，被记载曾患有石水病，也有传闻是脚气病。深入其背后，我们或许能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这位皇帝曾两度登基，因过于自信而受宦官怂恿，亲征蒙古瓦剌部，结果兵败被俘。在历史的流转中，“石水病”的描述与现代的腹水症状相似。《内经》所描述的“腹大如箕，腹大如瓮”，在现代医学中对应的就是腹水症状。腹水的出现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肝脏硬化、心脏或肾脏疾病等。即使诊断为癌症，其病灶可能涉及肝、、卵巢等，因此出现腹水并不等于明确了病理。

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够确定因癌症去世的皇帝，应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这位娃娃皇帝在位三年后即遭遇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他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波折。据说，在1962年，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不久便出现尿血的症状。尽管有传统医师开出药方，但未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直到周恩来***得知其病情并命令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才发现溥仪患有膀胱癌。尽管进行了手术，但病情仍然恶化并最终导致肾脏衰竭而去世。

癌症的诊断与治疗在现代医学中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面对历史中的病例，尤其是那些涉及皇室或重要人物的病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毕竟，医学的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历史的病例往往受到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对于明英宗和溥仪的病例，我们或许只能感叹历史的变迁与医学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