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科学研究史

自人参被发现其独特的药效及应用价值以来，其在防病治病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为人所认识，从而引发了对人参的深入科学研究和观察。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我国古代学者对人参的感官认知、真伪鉴别以及科学研究历程。

在本草学专著中，对于人参的产地、质量、外观性状、内在品质及鉴别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记载。早在东汉时期，除了对人参应用的重大进展，真伪鉴别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哲学家王符在《潜夫论》中，以医药知识与选才用贤相比较，生动形象地论述了真参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真伪鉴别的必要性。他的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时弊，也充分反映了东汉时代对人参药用价值的深刻理解。

进入南北朝，人们对人参的植物学特征、生长环境及伴生植物等特点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了解。梁代陶弘景引用高丽人的赞美，细腻地描绘了人参的生长特性。北宋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对人参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做了详尽的描述，并对其加工方法、民族药理学试验进行了报道。苏颂的描述，把人参的生长过程、形态变化以及内在品质的变化，都生动地展现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高丽人参与上党人参的区别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寇宗爽在《本草衍义》中记载了上党人参和高丽人参之间的质量差异，并描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高丽人参大多是通过易货交流所得，其质量远不及上党产者。对于伪品人参的特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细致的观察与研究，他详细描述了各种伪品人参的制造方法和特征，并强调了真伪鉴别的重要性。

到了清代，由于人参资源的锐减和封禁政策的实行，人参的供应更为紧张，制造伪品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和严重。唐秉钧在《人参考》中深入了这一问题，并强调了辨识真伪的重要性。他不仅指出了制造伪品的各种手法，还指出了其危害性和鉴别方法。这些都反映了清代人们对人参真伪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高度关注。

我国古代对人参的科学研究历程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过程。从最初的感官认知，到真伪鉴别，再到深入的科学研究，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学者对人参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类健康的无私奉献。这一历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人参研究资料，也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学者的智慧和才华。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一种被称作“薄夫”的人，他们善于制作伪品人参。他们使用参汤浸泡干燥的人参，再晾晒烘干，进行染色处理，然后重新出售，这种产品被称为“汤参”。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78年），《人参考》一书便已问世，由此可以得知，当时人参的伪造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专业的加工技术。

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长期的战乱和冲突，中医中药的研究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在1929年，的一项决议《废止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药事业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尽管面临困境，中医中药因其深厚的民族根基而备受需要。有志之士们努力继承并发扬其精神，证明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在1931年，著名的生药学家和本草学家赵橘黄教授出版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为中医药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的第一卷第一册详细描述了甘草和黄芪的知识。而在第二册中（1932年出版），赵教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人参、朝鲜人参、东洋参和西洋参的植物形态、栽培方法、生药性状以及内部构造等内容。他结合了历代的本草文献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且附带了141幅图，其中还有人参原植物的彩色图。

赵氏以深厚的本草学为基础，结合当时生药学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关于人参的科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他的这部作品，以其先进的学术思维和科学方法，成为了中国人参系统研究的重要历史记录。后人赞誉该书是继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所著的《人参传》之后的近世人参研究的巨著。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赵氏对于人参研究的卓越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对于中医药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