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婚外情３大成因

自宋明以来，婚外性行为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严格禁止。近20年来，这一话题再度浮现，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人们为其贴上了各种标签，“人性”、“自由”、“权利”等词语频频与之挂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婚外恋或婚外性行为的频发呢？

要的是中国人内心的负罪感缺失。与西方国家不同，宗教信仰在中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上帝的存在让人们在行为时产生负罪感，从而约束自身行为。但在中国，我们依靠的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遗憾的是，这些规范在社会转型期往往失去其应有的力量。在婚外恋方面，中国人更多地感受到外部压力，如家庭关系、社会舆论等。可见，尽管缺乏内心的负罪感，社会惩罚仍是制约中国人婚外性行为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的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化的价值体系瓦解与重建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带来了社会规范的弱化。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人际关系的破裂使得社会结构变得脆弱。过去在小农社会中，一个人若做出越轨之举，他将面临严厉的族规或村规的惩罚。但在今天，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和社区规模的扩大，这些社会规范逐渐失去效力，婚外性行为等越轨行为也随之增加。

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也为婚外性行为提供了温床。有学者发现社区规模与婚外性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大型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增强，一个人即使有婚外性行为等越轨行为，也可能逃脱社区舆论的压力。与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人事档案制度逐渐失去其社会控制作用，社区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也随之减弱。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种现象：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视为展示个人社会地位的方式。在当今社会，商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婚外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赋予了这种符号意义。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拥有婚外性行为甚至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些人认为，“只有真正有钱有权的才能包得起二奶”，这种消费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婚外性行为的频发。

婚外性行为的频发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文化、社会结构、社区规模到个人心理和社会地位的影响，都为其提供了滋生土壤。在反思这一现象的我们也需要深入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某种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倾向于将婚外性行为视为展示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观念下，婚外性行为仿佛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竞争，人们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就像是一场社会地位的游戏，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争取更高的排名。

性学家潘绥铭的研究显示，高收入群体中的婚外性行为比例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这一结果似乎验证了“炫耀性消费”的理论。调查数据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高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宽容。

对于婚外性行为，我们不能盲目地反对或过度推崇。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的观点也强调了这一点。社会之所以要有婚姻，并建立家庭，是为了承担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满足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性关系。婚外恋无疑是对婚姻制度的挑战。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明秩序对欲望和行为的抑制起到了关键作用。人类文明并不应该完全成为人性的敌人。相反，人类文明应该在保证社会整体有序化运转的条件下，对人性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对道德规范进行新的诠释，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也应该更加理性和成熟。既不能过于保守，一味反对，也不能过于放纵，拼命推崇。婚外性行为是由个人内在因素、社会规范因素以及社会变迁因素等互动组合而成的。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婚外恋、婚外性行为形成的条件、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

对于婚外性行为，我们应该持有理性、客观的态度，既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又要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道德秩序。在这场关于人性解放和社会规范的博弈中，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以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实习编辑：贺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