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艾滋新起源--人类自己制造

近年来，全球众多知名科学家都在积极寻找病原体和治疗方法，却对疾病起源的研究相对忽视。尽管有科学家提到非洲绿猴与疾病有关，但对其背后的真相却鲜有深入。通常而言，要有效遏制传染病的蔓延，必须查明其起源，进而找到针对性的防治方法。在艾滋病的研究上，这种情况似乎被颠覆了。对此，日本神奈川县立内科主任永井明认为这其中必有隐情。

永井对目前广为流传的“艾滋病源于非洲绿猴”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尽管在中非等地有捕捉猴子并食用的习惯，但这并不能证明非洲绿猴就是艾滋病的源头。令人困惑的是，非洲绿猴与人类的共存历史长达数万年，为何现在人类才感染艾滋病？如果中非是艾滋病的发源地，那么当地的患者数量为何相对较少？相反，在美国，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却与日俱增。

关于非洲起源说，目前的主要依据是大约十分之一的绿猴携带类似艾滋病病毒的STLVIII。非洲的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的居住分布与绿猴的生息地区大致吻合，还有中非地方病的症状与艾滋病相似等。但这些都只是推测，实际上每一个依据都很脆弱。最先提出非洲起源说的是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的罗伯特盖洛博士，他基于“艾滋病病原体是逆转录病毒”的假说做出了推断。但不久后发现，这个假说并不成立。尽管后来从艾滋病患者身上分离出了LAV病毒，盖洛博士却对其结论表示否定。此后，双方各执己见，不断争执。

尽管两大研究小组都成功分离并鉴定出艾滋病的病原体，但现在医学界似乎更倾向于寻找治疗方法而不是其起因。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受盖洛等人的影响。由于、军方和制药财团掌握着研究经费，他们不允许对艾滋病的起源进行深入。这种态度背后可能隐藏着艾滋病发生的真相。

另一方面，从洛杉矶首次发现艾滋病患者到后来的美国大陆东西部传播，这一路径看似偶然却隐藏着必然的吻合。1969年间，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猴园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灵长类研究所发生了猿猴集体感染与艾滋病伴随的缺陷症疾病的事件。显然，这是某种病毒的动物实验的结果。与此遗传工程的发展、生物武器的进化以及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的研究与绿猴的艾滋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考虑到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使用非洲绿猴进行动物试验的事实，人们开始怀疑绿猴可能是在那里感染了基因重组产生的新病毒而患上艾滋病的。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人们选择不去艾滋病的起源。绿猴从非洲和东南亚通过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到美国东西部的过程与艾滋病的传播路径吻合，这并非偶然巧合。因此有人推测人类感染艾滋病可能是军队在监狱进行人体实验的结果。实际上，以囚犯为志愿者进行病毒人体实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那些囚犯可能是因为逃避越南战场服兵役而被关进部队监狱的实际情况也恰好与艾滋病患者的年龄分布相吻合。这一连串的疑问和证据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艾滋病的起源问题并寻求真相的答案。对于艾滋病起源的争议与基因工程的潜在威胁

长期以来，有关艾滋病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指出，艾滋病可能源于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的生物战研究中心。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确凿证实，美国对此也只是以“东方的策略宣传”来搪塞。但不可否认的是，艾滋病已如瘟疫般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其潜伏期长、感染力弱的特点让人对其产生深深的忧虑。

世界上一些科学家和组织对此表示担忧。例如，英国反对活体解剖学会和前东伯林大学的希卡尔博士等都曾指责艾滋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而在基因工程初期，一些科学家更是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其被用于制造新型“基因武器”，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

基因工程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在其背后，也隐藏着潜在的危险。例如，1986年南斯拉夫的一项秘密计划利用基因重组制造一种仅对有色人种起作用的“性欲狂”病毒，就是其中的一种危险例证。这种病毒一旦泄露，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整个非洲大陆甚至亚洲黄色人种的毁灭。这种阴毒的生物武器再次凸显了基因工程的可怕危险。

事实上，科学家的担忧并非多余。在70年代，英国曾发生两起基因工程事故，其中一起导致一名研究员突然死亡。有毒菌株从密封的手套箱中泄露，附着在实验室的管道上，造成了这起悲剧。如果这种菌株从实验室逃逸并在人或动物群体中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应对基因重组带来的潜在危险，1976年美国国家卫生院制定了一项安全实验规则，将实验设备分为P1-P4级，并随着实验进化等级与人类的接近，防护措施要求更为严格。在美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这样的P4级实验室中，人们怎能不担心另一种“爱滋”病毒的突然出现，给人类带来威胁。

在这个充满未知和可能的科技时代，我们必须对基因工程的潜在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以确保人类的安全与福祉。